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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白酒背后的“推手”

来源:云酒头条 2022-06-07

文|云酒内容中心政策与产区组(ID:YJTT2016)

酱酒市场的大热,始于2016年下半年。贵州白酒产业的强势崛起,其实也只发生于最近五年。

目前,贵州白酒产业现存白酒相关企业共计2.79万家,2021年贵州白酒完成营业收入1570亿元、利润总额890亿元、税金606亿元。

关于酱酒市场发展内因的分析讨论已有很多,从产业层面来看,贵州白酒产业在这一时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包括产区治理水平、战略规划、布局结构、标准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上层建筑”,都表现出高水平的领先发展态势。

如果说酱酒市场热是一个契机,那么贵州白酒产业的内涵式发展,则是决定酱酒穿越周期、长期向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贵州白酒产业的“内部”变化从何而来?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究竟如何作为?在日前的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二届一次会长(扩大)会议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答案。

贵州白酒产业的“上层建筑”

5月29日,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二届一次会长(扩大)会议在仁怀举行,国台、金沙酒业、珍酒、董酒、贵州醇、匀酒、钓鱼台国宾酒业等40余家商会成员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活动。

本次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传达研究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李炳军在贵州白酒行业专家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座谈期间,李炳军表示,针对白酒这一特色优势产业,贵州省将建立健全、统筹推进白酒产业发展的管理机制,促进产业规范发展;发挥白酒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强化行业自律,促进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深入推进产业整合重组,打造贵州酱香白酒产业集群;要更好发挥白酒全产业链带动作用,带动农民种植原材料增加收入,带动包装等配套产业加快发展,推动酒旅深度融合发展等。

可以预见,贵州白酒产业的“上层建筑”,将不断优化和强化,为产业和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贵州醇、贵州青酒董事长兼总经理朱伟被选为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轮值会长。对于产区“上层建筑”的建设发展,他的信心和期望极高。

朱伟认为,依托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有可能打造形成人才招聘、资金引进、全国招商、品牌宣传、文化输出、酒旅融合、培训交流、公关传播、监督约束、资源对接等功能完备的产业发展平台。

从“省级”层面的蓝图设计,到产业层面的发展规划,再到企业层面的行动实践,这是贵州白酒产业高水平发展背后的一条隐形线索,是一只重要的“手”。这只“手”,引导产区走向科学化发展的道路,帮助产区化解道路上的沟壑,在需要的时候扶助支持企业。

贵州白酒产业这五年来的突破性、历史性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在“上层建筑”的有力作为。

三个角色与三种优势

具体来看,政府在贵州白酒产业这一轮高水平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扮演了三个关键角色,为产业带来了三种重要优势。

其一是设计者。

当行业对贵州酱酒产能后期走势充满猜测之时,《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早已对其有了明确设计方向。

根据《纲要》,到2025年,贵州省白酒产业产值将达到2500亿元,白酒产量达到60万吨。

在《纲要》发布的2020年,贵州酱酒实际产能约为40万吨,这就意味着之后五年,贵州白酒产量要增长20万吨。

而事实上,这20万吨左右的产能增量,在《纲要》中也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设计规划。

“优质烟酒和生态特色食品产业重点项目”部分提到:将推进茅台201厂3万吨酱香系列酒技改工程及配套设施、习酒1.9万吨技改、国台酒庄1万吨优质酱香型白酒技改、鸭溪酒业年产5万吨白酒技改、岩博酒业1万吨人民小酒扩建及配套设施建设、联美集团安酒2万吨酱香型白酒技改、董酒4万吨产能扩建、珍酒扩建工程(二期)、金沙酒业1万吨酱香型白酒扩建、步长集团洞酿洞藏酒业5000吨酱香型白酒技改、小糊涂仙酒业3000吨浓香型白酒及配套、金沙古酒1万吨技改二期、劲牌酒业新增1.5万吨酱香型白酒技改、平坝酒厂6000吨基酒生产扩能、无忧酒业年产2000吨技改、青酒二期技改、都匀匀酒年产1万吨迁建等项目建设。(点击链接阅读原文《2500亿,贵州白酒未来五年“翻番”》)

计算可知,上述项目产量如果全部释放,将超过24万千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从全省产业规划的高度上,贵州酱酒“十四五”产量增长点已基本清晰,酱酒产能格局与结构脉络渐明。

产能只是一个“例子”,如此缜密细致的设计,在贵州白酒产业规划中还有更多体现,政府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设计者,给予产区的是战略性优势,确保产区发展战略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持续性。

其二是服务者。

近日,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了《贵州省2022年度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名单》。云酒头条(微信号:云酒头条)统计发现,在贵州173家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名单中,共有12家酒企,占比7%。相比2020年的3家入库酒企,2022年的上市挂牌后备酒企数量显著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3家酒类配套企业在2022年首次入榜,业务领域分别为原料种植、物流和包装。(点击链接阅读原文《对比3年贵州后备名单,哪些企业上市挂牌窗口来了?》)

今年的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实施企业上市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2022年力争有5家企业上市,按照“三个一批”推动中小酒企转型升级,建设以茅台酒为引领的贵州酱香型白酒品牌舰队。

除了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也包括从科研、品牌等不同维度,为产区搭建平台,让企业“登台唱戏”,贵州酱酒背后,当地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的服务者角色,这给产区发展带来了重要的资源性优势,为优秀酒企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上升发展通道。

其三是管理者。

2021年8月,仁怀市召开了“领导干部包保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暨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动员大会”。会议明确提出,要围绕“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分类处置、整体推进,治理有效、群众满意”总体思路,对白酒产业来一场综合整治,以期实现 “数量从多转少、规模从小变大、布局从散到聚、管理从弱到强”的根本“蝶变”。

同年9月,为响应贵州省委省政府和遵义市政府关于环保监察的号召,仁怀市政府印发《仁怀市白酒产业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用3年时间,全面取缔生态环保、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方面不达标的白酒生产企业,实现白酒企业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通过改造提升和兼并重组,促进白酒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到2025年,计划培育规上企业200家以上,赤水河干流水质稳定达Ⅱ类以上。

自行动开展以来,仁怀制定了白酒生产企业清理退出和兼并重组方案,对白酒企业按“三个一批”制定一厂一策、一企一策,有序推进清理退出和整治工作。针对部分企业分布散、管理乱、环保监管难等问题,结合传统酱香白酒生产工艺,围绕窖池、管道、废水处理等生产设施设备,开展白酒企业“四改造一建设四提升”综合治理。

管理“生态”同样具有代表性,对于酱酒产业的治理,当地政府作为“管理者”,可以说是极其有力、极其务实的,敢于触及局部利益,敢于直面现实问题。通过这种管理,充分确保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优势。

贵州白酒产业的样本意义

产业政策是政府培育、促进、调节和引导企业和市场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嵌入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当中的。

这些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产业政策涉及的政治和经济主体带来了激励和约束,从而影响了这些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及互动结果。

放在世界范围内考量,贵州白酒产业的崛起与世界一流产区波尔多有异曲同工之妙。

法国葡萄酒产区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古罗马人把葡萄藤带入波尔多,大约公元1世纪时葡萄树遍布整个罗纳河谷,2世纪时葡萄树遍布整个勃艮第和波尔多,到3世纪时已扩张到卢瓦尔河谷,最后在4世纪时出现在香槟区和摩泽尔河谷。

如今的格鲁吉亚,很早就有葡萄的种植和酿造,不过当时也还无法形成规模化的成熟产业。相较而言,波尔多产区是成规模化,片区化的,这为日后波尔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波尔多葡萄酒能有今天的发展也与当地政府的顶层设计——严格的分级制度密不可分。

1855年,法国正值拿破仑三世当政,想借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机会向全世界推广波尔多的葡萄酒,并让全国的葡萄酒都来参展。

于是,他请波尔多葡萄酒商会筹备一个展览会来介绍波尔多葡萄酒,并对波尔多酒庄进行分级。将所有酒庄分为5级。由此奠定了法国列级名庄的基础,而从1855年至今很少有变化。

正是“设计者”的参与,使得波尔多产区规范葡萄酒市场秩序获得消费者认可。

此外,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产区享誉世界也得力于法国政府多层面的助力。

除了酒庄分级制度,法国政府还把葡萄酒的管理、葡萄酒的发展规划、政策制定等委托给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行业优势、技术优势、信息优势。

酒类行业协会协调了当地农民和商人之间的矛盾,双方联合发展,创立了波尔多酒商制度。并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名庄酒期酒制度,进一步稳定了波尔多名庄酒价格,为酒庄回笼资金。

此外,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还通过多种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推广波尔多葡萄酒。

作为服务者,法国政府在波尔多葡萄酒的推广上下了大功夫。法国葡萄酒外出其他国家参加国际性的展会或展览时,国家都要给予一定的机票、酒店和展位补贴;同时,法国政府还以国家的名义,到世界各地举办法国葡萄酒的推介活动。

尤其是在世界葡萄酒发展低迷期,法国政府更把葡萄酒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2012年以来,法国仅以政府的名义,在中国北京连续三年举办大型的法国葡萄酒推介活动,所有费用均自行负担。

透过波尔多产区的成功,可以看到,高速发展的产区必然需要与之相配套的严格、科学的监管和执法体系,从产品质量的监管、品牌保护、规范市场管理三个维度不断加强对产区的管理。

从这两大世界一流产区来看,可以发现的共性是,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和企业能否以资源禀赋为基础,开发和发挥比较优势,鼓励和支持企业的成长和行业的发展。

同时,这也取决于在此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从行业发展的倡导者角色退出,变成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督者,以及行业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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